荀子·荣辱

先秦 荀况

  憍泄者,人之殃也;恭俭者,偋五兵也。虽有戈矛之刺,不如恭俭之利也。故与人善言,暖于布帛;伤人之言,深于矛戟。故薄薄之地,不得履之,非地不安也。危足无所履者,凡在言也。巨涂则让,小涂则殆,虽欲不谨,若云不使。
  骄傲轻慢,是人的祸殃;恭敬谦逊,可以防止各种兵器的伤害,可见即使有戈矛的尖刺,也不如恭敬谦逊锋利。因此跟别人说善意的话,比给他穿件衣服还温暖;用尖酸刻薄的恶语伤人,就比矛戟伤害的还要深。所以广阔的土地,不能踩在它上面,不是因为地面不平稳;踮着脚也没有立足之地,都是因为说话太伤了人啊。大路拥挤,小路又危险,即使想不谨慎,又好像有什么迫使其非谨慎不可。

  快快而亡者,怒也;察察而残者,忮也;博而穷者,訾也;清之而俞浊者,口也;豢之而俞瘠者,交也;辩而不说者,争也;直立而不见知者,胜也;廉而不见贵者,刿也;勇而不见惮者,贪也;信而不见敬者,好专刂行也。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。
  痛快一时却导致死亡的,是由于忿怒;明察一切而遭到残害的,是因为嫉妒;知识渊博而处境困厄的,是因为毁谤;希望名声清白反而越来越坏的,是因为表述不当;供养款待别人而交情越来越淡薄,是由于待人接物不当;能言善辩而不被人喜欢,是由于好争执;立身正直而不被人理解,是由于盛气凌人;方正守节而不受人尊重,是由于尖刻伤人;勇猛无比而不受人敬畏,是由于贪婪;恪守信用而不受人尊敬,是由于喜欢独断专行。这些都是小人所干的,是君子所不干的。

  斗者,忘其身者也,忘其亲者也,忘其君者也。行其少顷之怒而丧终身之躯,然且为之,是忘其身也;家室立残,亲戚不免乎刑戮,然且为之,是忘其亲也;君上之所恶也,刑法之所大禁也,然且为之,是忘其君也。忧忘其身,内忘其亲,上忘其君,是刑法之所不舍也,圣王之所不畜也。乳彘触虎,乳狗不远游,不忘其亲也。人也,忧忘其身,内忘其亲,上忘其君,则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。
  斗殴的人,忘记了自己身体,忘记了自己亲人,忘记了自己君主。发泄一时的忿怒,却失去了生命,然而还是要这样做,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身体;家庭立刻会遭到摧残,亲戚也不免受刑被杀,然而还是去搞斗殴,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;斗殴是君主所厌恶的,是刑法所严格禁止的,然而还是去搞斗殴,这便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。就可忧虑的事来说,是忘记了自身;从家庭内部来说,是忘记了亲人;对上来说,是忘记了君主;这种人是刑法所不能放过的,也是圣明的帝王所不容的。哺乳的母猪不去触犯老虎,喂奶的母狗不到远处游逛,这是因为它们没忘记自己的亲骨肉啊。作为一个人,就可忧虑的事来说,忘记了自身;从家庭内部来说,忘记了亲人;对上来说,忘记了君主;这种人啊,就连猪狗也不如了。

  凡斗者,必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。己诚是也,人诚非也,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;以君子与小人相贼害也。忧以忘其身,内以忘其亲,上以忘其君,岂不过甚矣哉!是人也,所谓“以狐父之戈钅属牛矢”也。将以为智邪?则愚莫大焉;将以为利邪?则害莫大焉;将以为荣邪?则辱莫大焉;将以为安邪?则危莫大焉。人之有斗,何哉?我欲属之狂惑疾病邪?则不可,圣王又诛之。我欲属之鸟鼠禽兽邪?则不可,其形体又人,而好恶多同。人之有斗,何哉?我甚丑之!
  凡是斗殴的人,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而别人是错的。自己如果真是对的,别人如果真是错的,那么自己就是君子而别人就是小人了。这是以君子的身份跟小人互相残害,就可忧虑的事来说,是忘记了自身;从家庭内部来说,是忘记了自己的亲人;对上来说,是忘记了自己的君主;这难道不是错得太离谱了么?这种人,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出产的利戈来斩牛屎。要说聪明吧,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;要说对他有利吧,其实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;要是把它看作光荣八,其实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;要是把它看作安全的话,其实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。人们有斗殴的行为,到底为了什么呢?我想把这种行为归属于疯狂、惑乱等精神病吧,但又不可以,因为圣明的帝王还是要处罚这种行为的;我想把他们归到鸟鼠禽兽中去吧,但也不可以,因为他们的形体还是人,而且爱憎也大多和别人相同。人们会发生斗殴,究竟是为了什么呢?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很丑恶的。

  有狗彘之勇者,有贾盗之勇者,有小人之勇者,有士君子之勇者:争饮食,无廉耻,不知是非,不辟死伤,不畏众强,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,是狗彘之勇也。为事利,争货财,无辞让,果敢而振,猛贪而戾,恈恈然唯利之见,是贾盗之勇也。轻死而暴,是小人之勇也。义之所在,不倾于权,不顾其利,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,重死持义而不桡,是士君子之勇也。
  有狗和猪的勇敢,有商人和盗贼的勇敢,有小人的勇敢,有士君子的勇敢。争喝抢吃,没有廉耻自信,不辨是非,不顾死伤,不怕众人的强大,眼红得只看到吃喝,这是狗和猪的勇敢。做事贪图利益,争夺财物,毫无谦让之心,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,心肠凶猛、贪婪而暴戾,贪婪得眼中只有财物和利益,这是商人和盗贼的勇敢。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,是小人的勇敢。合乎道义的地方,就不屈服于权势,不顾虑个人的利益得失,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观点,重视生命但为了坚持正义而永不屈服,这是士与君子的勇敢。

  鲦䱁者,浮阳之鱼也,胠于沙而思水,则无逮矣。挂于患而思谨,则无益矣。自知者不怨人,知命者不怨天;怨人者穷,怨天者无志。失之己,反之人,岂不迂乎哉!荣辱之大分,安危利害之常体:先义而后利者荣,先利而后义者辱;荣者常通,辱者常穷;通者常制人,穷者常制于人:是荣辱之大分也。材悫者常安利,荡悍者常危害;安利者常乐易,危害者常忧险;乐易者常寿长,忧险者常夭折:是安危利害之常体也。
  白鲦,是喜欢浮在水面上晒太阳的鱼儿;但搁浅在沙滩上再想得到水,就来不及了。困在灾祸之中再想小心谨慎,就毫无裨益了。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怪怨别人,懂得命运的人不埋怨老天;怪怨别人的人就会走投无路,埋怨老天的人是没有见识。错误在自己身上,却反而去苛责他人,这难道不是绕远了吗?光荣和耻辱的本质区别、安危和利害的通常情形是:以道义为先而以利益为后就会得到光荣,以利益为先而以道义为后就会受到耻辱;光荣的人常常显达,耻辱的人常常困窘;显达的人常常统治人,穷困的人常常被人统治:这便是光荣和耻辱的本质区别所在。有才能而又谨慎的人常常安全得利,放荡凶悍的人常常危险受害;安全得利的人常常快乐舒坦,危险受害的人常常忧愁而有危机感;快乐舒坦的人常常长寿;忧愁而有危机感的人常常夭折:这便是安危和利害的通常情形。

  夫天生蒸民,有所以取之:志意致修,德行致厚,智虑致明,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。政令法,举措时,听断公,上则能顺天子之命,下则能保百姓,是诸侯之所以取国家也。志行修,临官治,上则能顺上,下则能保其职,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。循法则、度量、刑辟、图籍,不知其义,谨守其数,慎不敢损益也;父子相传,以持王公,是故三代虽亡,治法犹存,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禄秩也。孝弟原悫,軥录疾力,以敦比其事业而不敢怠傲,是庶人之所以取暖衣饱食,长生久视,以免于刑戮也。饰邪说,文奸言,为倚事,陶诞、突盗,惕、悍、憍、暴,以偷生反侧于乱世之间,是奸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。其虑之不深,其择之不谨,其定取舍楛僈,是其所以危也。
  自然界造就了众人,都有取得各自生存条件的缘由。思想极其美好,德行极其宽厚,谋虑极其英明,这是天子取得天下的缘由。政令合于法度,措施合乎时宜,料理决断政事公正,上能顺从天子的命令,下能安抚百姓,这是诸侯取得国家的缘由。思想行为美好,当官善于管理,上能顺从国君,下能恪守自己的职责,这是士大夫取得田地封邑的缘由。按照法律准则、尺度量器、刑法、地图户籍来办事,即使不懂它们的旨意,也严格地遵守具体条文,小心谨慎地不敢删减或增加,父亲将它们传给儿子,用来扶助王公;所以夏、商、周三代虽然都灭亡了,但政策法制仍然保存着,这是各级官吏取得俸禄的缘由。孝顺父母、敬爱兄长,老实谨慎,勤劳卖力,以此来从事自己的事业,而不敢懈怠轻慢,这是平民百姓取得丰衣足食、健康长寿而免受刑罚杀戮的缘由。粉饰邪恶的学说,美化奸诈的言论,干怪诞的事,招摇撞骗、强取豪夺,放荡凶悍、骄横残暴,靠这些在混乱的社会之中苟且偷生,不安其位,这是奸邪的人自取危险、耻辱、死亡、刑罚的缘由。他们考虑问题不深入,他们选择人生道路不谨慎,他们确定自己的取舍时粗疏而漫不经心,这就是他们危亡的原因。

  材性知能,君子小人一也;好荣恶辱,好利恶害,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。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。小人也者,疾为诞而欲人之信己也,疾为诈而欲人之亲己也,禽兽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;虑之难知也,行之难安也,持之难立也,成则必不得其所好,必遇其所恶焉。故君子者,信矣,而亦欲人之信己也;忠矣,而亦欲人之亲己也;修正治辨矣,而亦欲人之善己也。虑之易知也,行之易安也,持之易立也,成则必得其所好,必不遇其所恶焉。是故穷则不隐,通则大明,身死而名弥白。小人莫不延颈举踵而愿曰:“知虑材性,固有以贤人矣!”夫不知其与己无以异也。则君子注错之当,而小人注错之过也。故孰察小人之知能,足以知其有余,可以为君子之所为也。譬之越人安越,楚人安楚,君子安雅。是非知能材性然也,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。仁义德行,常安之术也,然而未必不危也;污僈、突盗,常危之术也,然而未必不安也。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。
  资质、本性、智慧、才能,君子、小人是一样的。喜欢光荣而厌恶耻辱,爱好利益而憎恶祸害,这是君子,小人所相同的,至于他们用来求取光荣、利益的途径就不同了。小人嘛,肆意妄言却还要别人相信自己,竭力欺诈却还要别人亲近自己,禽兽一般的行为却还要别人赞美自己。他们考虑问题难以明智,做起事来难以稳妥,坚持的一套难以成立,结果就一定不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,而必然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。至于君子嘛,对别人说真话,也希望别人相信自己;对别人忠诚,也希望别人亲近自己;善良正直而处理事务合宜,也希望别人赞美自己。他们考虑问题容易明智,做起事来容易稳妥,坚持的主张容易成立,结果就一定能得到他们所喜欢的光荣和利益,一定不会遭受他们所厌恶的耻辱和祸害;所以他们穷困时名声也不会被埋没,而通达时名声就会十分显赫,死了以后名声会更加辉煌。小人无不伸长了脖子踮起了脚跟而羡慕地说:“这些人的智慧、思虑、资质、本性,肯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啊。”他们不知道君子的资质才能与自己并没有什么不同,只是君子将它措置得恰当,而小人将它措置错了。所以仔细地考察一下小人的智慧才能,就能够知道它们是绰绰有余地可以做君子所做的一切的。拿它打个比方来说,越国人习惯于越国,楚国人习惯于楚国,君子习惯于华夏;这并不是智慧、才能、资质、本性造成的,这是由于对其资质才能的措置以及习俗的节制之不同所造成的啊。奉行仁义道德,是常常能得到安全的办法,然而不代表就不会发生危险;污秽卑鄙、强取豪夺,是常常会遭受危险的根源,但是不一定就得不到安全。君子遵循那正常的途径,而小人遵循那怪僻的途径。

  凡人有所一同:饥而欲食,寒而欲暖,劳而欲息,好利而恶害,是人之所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也,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目辨白黑美恶,耳辨声音清浊,口辨酸咸甘苦,鼻辨芬芳腥臊,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,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也,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可以为尧、禹,可以为桀、跖,可以为工匠,可以为农贾,在势注错习俗之所积耳。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,是无待而然者也,是禹、桀之所同也。为尧、禹则常安荣,为桀、跖则常危辱;为尧、禹则常愉佚,为工匠、农贾则常烦劳;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,何也?曰:陋也。尧、禹者,非生而具者也,夫起于变故,成乎修为,待尽而后备者也。人之生固小人,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。人之生固小人,又以遇乱世,得乱俗,是以小重小也,以乱得乱也。君子非得势以临之,则无由得开内焉。今是人之口腹,安知礼义?安知辞让?安知廉耻隅积?亦呥呥而噍,乡乡而饱已矣。人无师无法,则其心正其口腹也。今使人生而未尝睹刍豢稻粱也,惟菽藿糟糠之为睹,则以至足为在此也,俄而粲然有秉刍豢稻粱而至者,则瞲然视之曰:“此何怪也?”彼臭之而嗛于鼻,尝之而甘于口,食之而安于体,则莫不弃此而取彼矣。今以夫先王之道,仁义之统,以相群居,以相持养,以相藩饰,以相安固邪?以夫桀、跖之道,是其为相县也,几直夫刍豢稻粱之县糟糠尔哉!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,何也?曰:陋也。陋也者,天下之公患也,人之大殃大害也。故曰:仁者好告示人。告之示之,靡之儇之,鈆之重之,则夫塞者俄且通也,陋者俄且僩也,愚者俄且知也。是若不行,则汤、武在上曷益?桀、纣在上曷损?汤、武存,则天下从而治,桀、纣存,则天下从而乱。如是者,岂非人之情固可与如此,可与如彼也哉!
  人都有一致相同的地方:饿了就想吃食物,感到寒冷就想要暖和一些,感到累了就想休息,喜欢获得利益而讨厌受害,这是人的本性,它是无需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,它是禹、桀都共有的;眼睛能辨别黑白美丑,耳朵能辨听音声清浊,口舌能尝出酸咸甜苦,鼻子能嗅出芳香腥臭,身体皮肤能高手到冷热痛痒,这又是人生下来就有的资质,它是不必依靠什么就会这样的,它是禹、桀所相同的。人们可以凭借这些本性和资质去做尧、禹那样的贤君,可以凭借它去做桀、跖那样的坏人,可以凭借它去做工匠,可以凭借它去做农夫、商人,这都在于各人对它的措置以及习俗的积累罢了。做尧、禹那样的人,常常安全而光荣,做桀、跖那样的人,常常危险而耻辱;做尧、禹那样的人常常愉悦而安逸,做工匠、农夫、商人常常麻烦而劳累。然而人们尽力做这种危辱烦劳的事而很少去做那种光荣悦逸的事,为什么呢?这是由于浅陋无知。像尧、禹这样的人,并不是生下来就具备了当圣贤的条件,而是从改变他原有的本性开始的,由于整治身心才成功,而整治身心的所作所为,是根除了原有的恶劣本性之后才具有的啊。人生下来的时候,本来就是小人,如果没有老师教导、没有法度约束,眼中就只会看到钱财利益。人生下来的时候原本就是小人,又因为碰上了混乱的社会、接触了昏乱的习俗,这样,就在本性上又加上了渺小卑鄙,使昏乱的资质又染上了昏乱的习俗。君子如果不能得到权势来统治他们,那就没有办法打开他们的心窍来向他们灌输好思想。现在这些人的嘴巴和肠胃,哪里懂得什么礼节道义?哪里懂得什么推辞谦让?哪里懂得什么廉洁和羞耻、局部的小道理和综合的大道理?也只是知道慢吞吞地嚼东西、香喷喷地吃个饱罢了。人没有老师教导、没有法度约束,那么他们的心灵也就完全和他们的嘴巴肠胃一样只知吃喝了。假如人生下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牛羊猪狗等肉食和稻米谷子等细粮,只见过豆叶之类的蔬菜和糟糠之类的粗食,那就会认为最满意的食物就是这些东西了;但如果一会儿显眼地有个拿着肉食和细粮的人来到跟前,他就会瞪着眼惊奇地看着它说:“这是什么怪东西呀?”他闻闻它,鼻子里闻不出什么不好的味道;尝尝它,嘴巴里甜甜的;吃了它,身体感到很舒服;那就没有谁不抛弃这豆叶糟糠之类而求取那肉食细粮了。现在是用那古代帝王的办法和仁义的纲领,来帮助人们合群居住,帮助人们得到保养,帮助人们得到服饰,帮助人们得到安全和稳定呢?还是用那桀、跖的办法?这两种办法是相悬殊的,它们难道只是那肉食细粮和糟糠的悬殊么?然而人们竭力搞桀、跖的这一套而很少去搞古代帝王的那一套,为什么呢?就是因为:浅陋无知。浅陋无知,实在是天下人的通病,是人们的大灾大难啊。所以说:讲究仁德的人喜欢把道理告诉给别人、做榜样给别人看。把道理告诉给他们,做榜样给他们看,使他们顺从,使他们明智,使他们遵循仁义之道,向他们反复重申,那么那些闭塞的人很快就会开窍,孤陋寡闻的人很快就会眼界开阔,愚蠢的人很快就会聪明了。这些事情如果不干,那么商汤、周武王这样的贤君处在上位又有什么好处?夏桀、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?夏桀、商纣王这样的暴君处在君位又有什么损害?商汤、周武王在,那么天下随之而安定;夏桀、商纣王在,那么天下便跟着混乱。像这样看来,难道不是因为人们的性情原来就可以像这样、也可以像那样的么?

  人之情,食欲有刍豢,衣欲有文绣,行欲有舆马,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;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,是人之情也。今人之生也,方知畜鸡狗猪彘,又蓄牛羊,然而食不敢有酒肉;余刀布,有囷窌,然而衣不敢有丝帛;约者有筐箧之藏,然而行不敢有舆马。是何也?非不欲也,几不长虑顾后,而恐无以继之故也。于是又节用御欲,收敛蓄藏以继之也。是于己长虑顾后,几不甚善矣哉!今夫偷生浅知之属,曾此而不知也,粮食大侈,不顾其后,俄则屈安穷矣,是其所以不免于冻饿,操瓢囊为沟壑中瘠者也。况夫先王之道,仁义之统,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分乎!彼固为天下之大虑也,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,其氵不长矣,其温厚矣,其功盛姚远矣,非顺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。故曰:短绠不可以汲深井之泉,知不几者不可与及圣人之言。夫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之分,固非庸人之所知也。故曰:一之而可再也,有之而可久也,广之而可通也,虑之而可安也,反钅公察之而俞可好也。以治情则利,以为名则荣,以群则和,以独则足,乐意者其是邪?
  人之常情:吃东西希望是美味佳肴;穿衣服希望是绣着彩色花纹的绸缎;出行希望乘坐车马;又希望能够拥有绰绰有余的财产积蓄;然而他们一年到头、世世代代都不满足,这就是人之常情。所以现在人们活着,知道畜养鸡狗猪,又养牛羊,但是吃饭时却不敢喝酒吃肉;钱币有余,又有粮仓地窖,但是穿衣却不敢穿绸缎;节约的人拥有一箱箱的积蓄,但是出行却不敢用车马。这是因为什么呢?并不是不想要,而是他们需要作长远打算、顾及以后,怕没有什么东西来继续维持生活的缘故。于是他们又节约费用、抑制欲望、收聚财物、贮藏粮食以便继续维持以后的生活,这种为了自己的长远打算、顾及今后生活,岂不是很好的么?现在那些苟且偷生、浅陋无知之辈,竟连这种道理都不懂;他们过分地浪费粮食,不顾自己以后的生活,不久就消费得精光而陷于困境了。这就是他们不免受冻挨饿、拿着讨饭的瓢儿布袋而成为山沟中的饿死鬼的原因。他们连怎样过日子都不懂,更何况是那些古代圣王的思想原则,仁义的纲领,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道理呢!那些原则、纲领之类本来就是治理天下的重大规划,是要为天下所有的人民从长考虑、照顾到以后的生计从而保住子孙万代的;它的流传已很长久了,它的蕴积已根深厚了,它的丰功伟绩已很遥远了,如果不是顺从它、精通它、学习它、实行它的君子,是不能够理解它的。所以说:短绳不可以用来汲取深井中的泉水,知识不到家的人就不能和他论及圣人的言论。那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的道理,本来就不是平庸的人所能理解的。所以说:精通了其一,就可以精通其二;掌握了它们,就可以长期运用;将它们推而广之,就可以触类旁通;经常想想它们,就可以平安无事;反复遵循它们弄清楚它们,就更喜欢它们。用它们来调理情欲,就能得到好处;用它们来成就名声,就会荣耀;用它们来和众人相处,就能和睦融洽;用它们来独善其身,那就能心情快乐;想来大概就是这样的吧!

  夫贵为天子,富有天下,是人情之所同欲也。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,物不能赡也。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,使有贵贱之等,长幼之差,知愚、能不能之分,皆使人载其事,而各得其宜。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,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。故仁人在上,则农以力尽田,贾以察尽财,百工以巧尽械器,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,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,夫是之谓至平。故或禄天下而不自以为多,或监门、御旅、抱关、击柝而不自以为寡。故曰:“斩而齐,枉而顺,不同而一。”夫是之谓人伦。诗曰:“受小共大共,为下国骏蒙。”此之谓也。
  贵为天子,富甲天下,这是人心所共同追求的;但如果顺从人们的欲望,那么从权势上来说是不能容许的,从物质上来说是不能满足的。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高下,使他们尊卑有别,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,有聪慧与愚蠢、贤能与无能的分别,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,然后使俸禄的多少厚薄与他们的地位和工作相称,这就是使人们群居在一起而能协调一致的办法啊。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,那么农民就把所有精力花在耕种上,商人就把自己的精明全都用在理财经商上,各种工匠就把自己的技巧全都用在制造器械上,士大夫以上直到公爵、侯爵没有不将自己的仁慈宽厚聪明才能都用在履行公职上,这种情况叫做大治。所以有的人富有天下,也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多;有的人看管城门、招待旅客、守卫关卡、巡逻打更,也不认为自己所得的少。所以说:“有了参差才能达到整齐,有了枉曲才能归于顺,有了不同才能统于一。”这就叫做人的伦常关系。《诗》云:“接受小法与大法,庇护各国安天下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。


荀况

荀况

荀况即荀子(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),(约公元前313-前238),名况,时人尊而号为“卿”,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,因“荀”与“孙”二字古音相通,故又称孙卿,汉族,战国末期赵国猗氏(今山西安泽县)人,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,儒家代表人物之一。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,后为楚兰陵(今山东兰陵)令。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,提倡性恶论,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“性善说”比较,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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