荀子·不苟

先秦 荀况

  君子行不贵苟难,说不贵苟察,名不贵苟传,唯其当之为贵。故怀负石而赴河,是行之难为者也,而申徒狄能之;然而君子不贵者,非礼义之中也。山渊平,天地比,齐、秦袭,入乎耳,出乎口,钩有须,卵有毛,是说之难持者也,而惠施、邓析能之;然而君子不贵者,非礼义之中也。盗跖吟口,名声若日月,与舜、禹俱传而不息;然而君子不贵者,非礼义之中也。故曰:君子行不贵苟难,说不贵苟察,名不贵苟传,唯其当之为贵。《诗》曰:“物其有矣,惟其时矣。”此之谓也。
  君子对于行为,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;对于学说,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;对于名声,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;只有行为、学说、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。所以怀中抱着石头投河自尽,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,但申徒狄却能做到;然而君子并不推崇这种行为,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高山和深渊高低相等,天和地高低一样,齐国、秦国相毗连,从耳朵中进去从嘴巴里出来,女人有胡须,蛋有羽毛,这些都是难以把握的学说,但惠施、邓析却能论证它们;然而君子并不赏识,是因为它们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盗跖的名字常挂在人们嘴边,名声就像太阳、月亮一样无人不知,和舜、禹等一起流传而永不磨灭;然而君子并不珍重,是因为它不合礼义的中正之道。所以说:君子对于行为,不以不正当的难能为可贵;对于学说,不以不正当的明察为宝贵;对于名声,不以不正当的流传为珍贵;只有行为、学说、名声符合了礼义才是宝贵的。《诗》云:“既要有其物,又要得其时。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
  君子易知而难狎,易惧而难胁,畏患而不避义死,欲利而不为所非,交亲而不比,言辩而不辞。荡荡乎,其有以殊于世也。
  君子容易结交却不可以戏谑,容易恐惧却不可以胁迫;害怕祸患却不会逃避愿意为了正义而牺牲;希望获得利益,但不做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事;与人结交很亲密,却不结党营私;言谈雄辩,却不故意玩弄辞藻。胸怀是多么宽广啊!他是和世俗有所不同的。

  君子能亦好,不能亦好;小人能亦丑,不能亦丑。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道人,不能则恭敬纟尊绌以畏事人;小人能则倨傲僻违以骄溢人,不能则妒嫉怨诽以倾覆人。故曰:君子能则人荣学焉,不能则人乐告之;小人能则人贱学焉,不能则人羞告之。是君子、小人之分也。
  君子无论有没有才能都是美好的,小人有没有才能都是丑恶的。君子有才能,就宽宏大量、平易正直地来启发引导别人;没有才能,就恭恭敬敬谦虚退让来小心侍奉别人。小人有才能,就骄傲自大邪僻背理地来傲视欺凌别人;没有才能,就嫉妒怨恨诽谤来倾轧搞垮别人。所以说:君子有才能,那么别人就会以向他学习为荣;没有才能,那么别人就会乐意地告诉他知识。小人有才能,那么别人会以向他学习为耻;没有才能,那么别人就不愿意告诉他什么。这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。

  君子宽而不僈,廉而不刿,辩而不争,察而不激,寡立而不胜,坚强而不暴,柔从而不流,恭敬谨慎而容。夫是之谓至文。《诗》曰:“温温恭人,维德之基。”此之谓矣。
  君子宽宏大量,但不懈怠马虎;方正守节,但不尖刻伤人;能言善辩,但不去争吵;洞察一切,但不过于激切;卓尔不群,但不盛气凌人;坚定刚强,但不粗鲁凶暴;宽柔和顺,但不随波逐流;恭敬谨慎,但待人宽容。这可以称为最文雅最合乎礼义的了。《诗》云:“温柔谦恭的人们,是以道德为根本。”说的就是这种人了。

  君子崇人之德,扬人之美,非谄谀也;正义直指,举人之过,非毁疵也;言己之光美,拟于舜、禹,参于天地,非夸诞也;与时屈伸,柔从若蒲苇,非慑怯也;刚强猛毅,靡所不信,非骄暴也。以义变应,知当曲直故也。《诗》曰:“左之左之,君子宜之;右之右之,君子有之。”此言君子以义屈信变应故也。
  君子推崇别人的德行,赞扬别人的优点,并不是出于谄媚阿谀;公正地议论、直接地指出别人的过错,并不是出于诋毁挑剔;说自己十分美好,可以和舜、禹相比拟,和天地相并列,并不是出于浮夸欺骗;随着时势或退缩或进取,柔顺得就像香蒲和芦苇一样,并不是出于懦弱胆怯;刚强坚毅,没有什么地方不挺直,并不是出于骄傲横暴。这些都是根据道义来随机应变、知道该屈曲就屈曲该伸直就伸直的缘故啊。《诗》云:“该在左就在左,君子在左无不可;该在右就在右,君子在右也常有。”这说的是君子能根据道义来屈伸进退随机应变的事。

  君子,小人之反也。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,小心则畏义而节;知则明通而类,愚则端悫而法;见由则恭而止,见闭则敬而齐;喜则和而理,忧则静而理;通则文而明,穷则约而详。小人则不然,大心则慢而暴,小心则淫而倾;知则攫盗而渐,愚则毒贼而乱;见由则兑而倨,见闭则怨而险;喜则轻而翾,忧则挫而慑;通则骄而偏,穷则弃而儑。传曰:“君子两进,小人两废。”此之谓也。
  君子,与小人相反。倘若君子往大的方面用心,就会敬奉自然而遵循规律;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,就会敬畏礼义而有所节制;倘若聪明,就会明智通达而触类旁通;倘若愚钝,就会端正诚笃而遵守法度;倘若得到任用,就会恭敬而不放纵;倘若不被任用,就会戒慎而整治自己;倘若高兴,就会平和地去治理;倘若忧愁,就会冷静地去处理;倘若显贵,就会文雅而明智;倘若贫困,就会自我约束而明察事理。小人就不是这样,倘若往大的方面用心,就会傲慢而粗暴;倘若往小的方面用心,就会邪恶而倾轧别人;倘若聪明,就会巧取豪夺而用尽心机;倘若愚钝,就会狠毒残忍而作乱;倘若得到任用,就会高兴而傲慢;倘若不被任用,就会怨恨而险恶;倘若高兴,就会轻浮而急躁;倘若忧愁,就会垂头丧气而心惊胆战;倘若显贵,就会骄横而不公正;倘若贫困,就会自暴自弃而志趣卑下。古书上说:“君子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进步,小人在相对的两种情况下都在堕落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
  君子治治,非治乱也。曷谓邪?曰:礼义之谓治,非礼义之谓乱也。故君子者,治礼义者也,非治非礼义者也。然则国乱将弗治与?曰:国乱而治之者,非案乱而治之之谓也。去乱而被之以治;人污而修之者,非案污而修之之谓也,去污而易之以修。故去乱而非治乱也,去污而非修污也。治之为名,犹曰君子为治而不为乱,为修而不为污也。
  君子治理安定的国家,而不整治混乱的国家。这是什么意思呢?这是说:符合礼义叫做有安定,违背礼义叫做混乱。所以君子治理符合礼义的国家,而不治理违背礼义的国家。这样的话,那么国家混乱了就不进行治理了吗?回答说:国家混乱而去治理它,并不是说依据原有的混乱去治理它,而是要先去除混乱再进行治理。这就如同一个人的品行有污秽需要整治,并非在污秽的基础上去整治它,而是去掉污秽换上美好的品行。因此除去混乱并不等于整治混乱,除去污秽并不等于整治污秽。治理作为一个概念,就好比是说君子只治理安定的国家而不治理混乱的国家,只做美好的事而不做污秽的事。

  君子絜其身而同焉者合矣,善其言而类焉者应矣。故马鸣而马应之,牛鸣而牛应之,非知也,其势然也。故新浴者振其衣,新沐者弹其冠,人之情也。其谁能以己之潐潐,受人之掝掝者哉!
  君子洁身自好,那么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就会聚拢过来;完善自己的学说,那么那些和他观点相同的人就会前来响应。所以马叫就有马来应和它,牛叫就有牛来应和它,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懂事,而是那客观情势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刚洗过澡的人总要抖一下自己的衣服,刚洗过头的人总要弹一下自己的帽子,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有谁能让自己的洁净清白蒙受别人的玷污呢?

 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,致诚则无它事矣,唯仁之为守,唯义之为行。诚心守仁则形,形则神,神则能化矣;诚心行义则理,理则明,明则能变矣。变化代兴,谓之天德。天不言而人推其高焉,地不言而人推其厚焉,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。夫此有常,以至其诚者也。君子至德,嘿然而喻,未施而亲,不怒而威。夫此顺命,以慎其独者也。善之为道者,不诚则不独,不独则不形,不形则虽作于心,见于色,出于言,民犹若未从也,虽从必疑。天地为大矣,不诚则不能化万物;圣人为知矣,不诚则不能化万民;父子为亲矣,不诚则疏;君上为尊矣,不诚则卑。夫诚者,君子之所守也,而政事之本也,唯所居以其类至,操之则得之,舍之则失之。操而得之则轻,轻则独行,独行而不舍则济矣。济而材尽,长迁而不反其初,则化矣。
  君子保养身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,做到了真诚,那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,只需要坚守住仁德、奉行道义就行了。真心实意地坚守仁德,仁德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,仁德在行为上表现出来,就显得神明,显得神明,就能够感化他人了;真心实意地奉行道义,就会变得理智,理智了,就能明察事理,明察事理,就能改造别人了。改造感化轮流起作用,这叫做天德。上天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高远,大地不说话而人们都推崇它深厚,四季不说话而百姓都知道春、夏、秋、冬变换的时期:这些都是有了常规因而达到真诚的。君子有了极高的德行,虽沉默不言,人们也都明白;没有施舍,人们却亲近他;不用发怒,就很威严:这是顺从了天道因而能在独自一人时也谨慎不苟的人。君子改造感化人之道是这样的:如果不真诚,就不能慎独;不能慎独,道义就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;道义不能在日常行动中表现出来,那么即使发自内心,表现在脸色上,发表在言论中,人们仍然不会顺从他;即使顺从他,也一定迟疑不决。天地要算大的了,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;圣人要算明智的了,不真诚就不能感化万民;父子之间要算亲密的了,不真诚就会疏远;君主要算尊贵的了,不真诚就会受到鄙视。真诚,是君子的操守,政治的根本。只要立足于真诚,同类就会聚拢来了;保持真诚,会获得同类;丢掉真诚,会失去同类。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,那么感化他们就容易了;感化他们容易了,那么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了;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,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。人们的真诚养成了,他们的才能就会完全发挥出来,使人们永远地趋向于真诚而不回返到他们邪恶的本性上,那么人们就完全被教化了。

  君子位尊而志恭,心小而道大,所听视者近而所闻见者远。是何邪?则操术然也。故千人万人之情,一人之情也。天地始者,今日是也;百王之道,后王是也。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百王之前,若端拜而议。推礼义之统,分是非之分,总天下之要,治海内之众,若使一人,故操弥约而事弥大。五寸之矩,尽天下之方也。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,则操术然也。
  君子地位尊贵但内心仍很恭敬,心只有方寸大但志向高远;能听到、能看到的很近,而听见、看见的东西却很远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是因为君子掌握了一定的方法。因为那无数人的心情,和一个人的心情是一样的;天地初开时的情形,和今天是一样的;上百代帝王的统治之道,和后代帝王是一样的。君子审察了当代帝王的统治之道,从而再去考查上百代帝王之前的政治措施,就像端正身体拱着手来议论之从容不劳。推究礼义的纲领,分清是非的界限,总揽天下的要领,治理天下的百姓,与役使一个人是同一个道理。所以掌握的方法越简约,能办成的事业就越大;就像五寸长的曲尺,能够画出天下所有的方形一样。所以君子不用走出内室厅堂而天下的情况就都聚集在他这里了,这是因为掌握了一定的方法。

  有通士者,有公士者,有直士者,有悫士者,有小人者。上则能尊君,下则能爱民,物至而应,事起而辨,若是,则可谓通士矣。不下比以暗上,不上同以疾下,分争于中,不以私害之,若是,则可谓公士矣。身之所长,上虽不知,不以悖君;身之所短,上虽不知,不以取赏;长短不饰,以情自竭,若是,则可谓直士矣。庸言必信之,庸行必慎之,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独甚,若是,则可谓悫士矣。言无常信,行无常贞,唯利所在,无所不倾,若是,则可谓小人矣。
  有通达事理的人,有公正无私的人,有耿直爽快的人,有拘谨老实的人,还有小人。上能尊敬君主,下能爱抚民众,事情来了能应付,事件发生了能处理,像这样就可以称为通达事理的人了。不在下面互相勾结去愚弄君主,不向上迎合君主去残害臣民,在一些事情中有了分歧争执,不因为个人的利益去陷害对方,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公正无私的人了。本身的长处,君主即使不知道,也不将它瞒过君主;本身的短处,君主即使不知道,也不靠它骗取奖赏;长处短处都不加掩饰,将真实的情况主动地暴露无遗,像这样就可以称为耿直爽快的人了。说一句平常的话也一定老老实实,做一件平常的事也一定小心谨慎,不敢效法流行的习俗,也不敢干他个人特别爱好的事,像这样就可以称为拘谨老实的人了。说话经常不老实,行为经常不忠贞,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,就没有不使他倾倒的,像这样就可以称为小人了。

  公生明,偏生暗,端悫生通,诈伪生塞,诚信生神,夸诞生惑。此六生者,君子慎之,而禹、桀所以分也。
  公正就耳聪目明,偏私就昏暗愚昧;端正谨慎就通达,欺诈虚伪就闭塞;真诚老实会产生神明,大言自夸会产生糊涂。这六种相生,君子要谨慎对待,它也是禹和桀不同的地方。

  欲恶取舍之权:见其可欲也,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;见其可利也,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;而兼权之,孰计之,然后定其欲恶取舍。如是,则常不失陷矣。凡人之患,偏伤之也。见其可欲也,则不虑其可恶也者;见其可利也,则不虑其可害也者。是以动则必陷,为则必辱,是偏伤之患也。
  喜爱还是厌恶、获取还是舍弃的权衡标准是: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,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厌恶的一面;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,就必须前前后后考虑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;两方面权衡一下,仔细考虑一下,然后决定是喜欢还是厌恶、是获取还是舍弃。如此,就不会经常出现偏差了。大凡人们的祸患,往往都是片面性害了他们:看到自己喜欢的事物,就不考虑它可厌的一面;看见有利可图的事情,就不去反顾一下它可能造成的危害。因此行动起来就必然失足,干了就必然受辱,这是片面性害了他们而造成的祸患啊。

  人之所恶者,吾亦恶之。夫富贵者则类傲之,夫贫贱者则求柔之。是非仁人之情也,是奸人将以盗名于晻世者也,险莫大焉。故曰:盗名不如盗货。田仲、史鰌不如盗也。
  别人讨厌的,我也讨厌它。对那富贵的人一律傲视,对贫贱的人一味屈就,这并不是仁人的性情,这是奸邪的人用来在黑暗的社会里盜取名誉的做法,用心再险恶没有了。所以说:“欺世盜名的不如偷窃财物的。”田仲、史鰌还不如个贼。


荀况

荀况

荀况即荀子(战国末期赵国思想家),(约公元前313-前238),名况,时人尊而号为“卿”,西汉时因避汉宣帝刘询讳,因“荀”与“孙”二字古音相通,故又称孙卿,汉族,战国末期赵国猗氏(今山西安泽县)人,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政治家,儒家代表人物之一。曾三次出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,后为楚兰陵(今山东兰陵)令。荀子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,提倡性恶论,其学说常被后人拿来跟孟子的“性善说”比较,荀子对重新整理儒家典籍也有相当显著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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